生意行情普遍糟糕透了。有时候，我在办公室里腾出了空儿，便不得不拿上样品包亲自登门拜访顾客。再说我早就考虑过要到K那里走一趟。我以前一直跟他保持着生意上的联系，可去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却中断了。对这样的挫折来说，压根儿也不一定存在着真正的原因；在而今这动荡不定的情势下，常常是某种微不足道的东西，或者某种情绪会坏了事。同样某种微不足道的东西，或者某句话也能使整体重新恢复秩序。但要想见上K，那得费点神了。他是个老人，近来又体弱多病，虽说还掌管着生意上的事，可自己几乎不再到公司里去；如果要跟他谈生意，就得去他家里。而这样一种形式的生意交往，人们总喜欢一推再推。
然而，昨晚六点过后，我真的动身去了。这当然不是拜访人的时候，可这事也不能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是商人之间的。幸好K在家里。有人在前厅里告诉我，K刚刚跟妻子散步回来，此刻在他儿子房间里，因为儿子有病卧在床上。人家也请我进里面去，起初我犹犹豫豫，可到后来，那渴望尽快了结这难堪的拜访的心理占了上风，便让人领着穿过一道黑洞洞的过厅，来到一间灯光昏暗的房子里。屋里坐着几个人。
或许是出于本能吧，我的目光首先落在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业务代理身上。他在一些生意场上是我的竞争对手。这么说，他倒悄然捷足先登了。他无拘无束地紧坐在病人的床边，就像是大夫。他坐在那里，敞着那宽松而漂亮的大衣，气势逼人。他的厚颜无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或许病人心里也同样在这么想；他躺在那里，面额烧得微微发红，时而朝他看去。再说这儿子也不年轻了，跟我一般大小，留着不长的络腮胡子，因为生病显得乱糟糟的。老K体高肩宽，但令我吃惊的是，由于慢性病痛的折磨，身子已相当瘦削，背也驼了，步履也不稳了。他依旧是刚才进屋时的样子，穿着大衣站在那儿，对着儿子在嘟哝着什么。老K的妻子身子矮小，弱不禁风，但异常活泼，不过只是对老K这样，——我们其他在场的人，她几乎看也不看一眼。她正忙着给他脱去皮大衣，但由于两人个头相差太大，让她费了一番劲儿，可最终还是脱下来了。另外，真正的困难也许在于K显得十分不耐烦，他焦急不安地打着探问的手势，不断地要人拿来靠背椅。等脱去皮大衣后，她又迅速地将椅子推到他跟前。她自己抱着那皮大衣连拖带拉出了屋，几乎连人都消失在大衣里。
此时此刻，我觉得我的时机终于来了，或者也许是，它就没有来过，现在似乎也绝对不会来的。但是，如果我真的还想试一试的话，那就要当机立断，因为凭我的感觉，在这会儿谈生意，气氛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但要把自己一直耗在这儿，这可不是我要干的。那位代理显然用心就在于此。另外，我丝毫也不想顾及他了。于是我不假思索地开始说起我的事，尽管我察觉到，K正好要兴致勃勃地跟自己的儿子聊天。可惜我有个毛病，一旦话说到激动的时候——这很快就会出现的，而在这间病房里比平日来得更快些——，就会站起来，一边说话，一边踱来踱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自我调节，而在一个陌生的人家里，便有点讨人生厌。然而我无法控制自己，尤其是我缺少习以为常的烟来抵挡。好啦，人人都有自己的坏毛病，比起那位代理的毛病来，我的又算得了什么呢。比如说吧，他把礼帽放在膝盖上，漫不经心地推过来推过去，时而又一下子完全出乎意料地戴到头上；他虽说立刻又把它摘下来，仿佛是疏忽而为之，但礼帽确实在头上戴了一会儿。他不时地一再重复着这样的动作。对此该说什么呢？这样的行为说来确实是要不得的。这倒与我无妨。我踱来踱去，一门心思在想着我的事情，无视他的存在。但是会有那么一些人，这种礼帽把戏会使他们完全失去自制。当然，我激动中不但不在意这样的打扰，而且也不理睬任何人。我虽然眼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但我只要没有说完话，或者没有直接听到异议，几乎就不予理睬。比如我似乎觉察到，K充耳不闻；他将搭在扶手上的两手不自在地翻来翻去，也不抬头看我一眼，而是毫无意义地寻思着，脑子里一片空虚。他显得心不在焉的样子，似乎我的话一句也没有灌到他的耳朵里，他甚至连我的存在都没有感觉到。我看到了这一切令我无望的举止，但我依然说下去，仿佛我真的还有希望，用我所说的，用我带来好处的供货——我连自己都为我做出了没有人要求做出的让步而感到吃惊——把一切最终重新恢复到平衡。我瞬间发现，那位代理终于让他的礼帽安静了，并且将两臂交叉在胸前，这也给了我某种欣慰感。我的一番表演好像严重地刺伤了他的计划，对此他也是有所预料的。要不是那个我直到此刻都把他当做无关紧要的人物而置之不顾的儿子突然从床上半仰起身子，挥着咄咄逼人的拳头不让我说下去的话，我也许会在这由此而来的惬意中一直讲下去。这儿子显然还想说些什么，指指什么，可他却没有足够的气力。我开始把这一切当成发烧性的谵妄，可当我不由自主地随即将目光朝老K投去时，我就明白多了。
K坐在那里，瞪着呆滞的、肿胀的、片刻前还听使唤的眼睛，身子颤栗地向前倾去，仿佛有人在背上扶着他或是给了他一击。他的下唇，也就是下巴连同裸露的牙床不听使唤地耷拉下来，整个面目都不成样子了。他依然喘着气，尽管已经十分困难了，然后像解脱了似的倒在靠背椅里闭上了眼睛，某种极力挣扎的表情掠过他的脸庞，最后一动不动了。我迅速地跳到他跟前，抓住那只耷拉着的、冷冰冰的、令我不寒而栗的手，却摸不着脉搏了。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当然，这里走的是一个老人。但愿这死亡别使我们的心情变得更沉重。可现在有多少事情要做呀！而匆忙之中先做什么呢？我四下寻求着救助，只见那儿子把被子蒙到脑袋上，一个劲地抽泣着；那代理露出一副冷若冰霜的神气，无动于衷地坐在面对着K两步远的沙发里，显然决心除了这样来消磨时间外什么都不做。那么只剩下我去做点事了。现在立刻先做最难做的事，那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消息告诉K的妻子。用一种可以忍受的方式，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就在这时，我听见从隔壁房间里传来急急忙忙踢踢踏踏的脚步声。
她——依旧穿着日常便服，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拿来了一件在炉子上烤得热乎乎的长睡衣，现在要给老伴穿上。“他睡着了。”她微笑着说。她发现我们如此不动声色时，便摇了摇头。然后，她怀着少女般纯真而无限信赖之情抓住我刚才勉勉强强战战兢兢地抓过的那只手亲吻着，就像表演着一场恋爱小剧。接着——尽管我们其他三个人都眼睁睁地看着呢！——K动了起来，大声地打着哈欠，让人给自己穿上长睡衣。妻子体贴入微地责怪他散步时走得太远，劳累过度，他露出生气而嘲讽的神色听任着。相反，他对自己睡着了则另有一番解释。奇怪的是，他说是出于百无聊赖。然后，他暂且躺到儿子的床上，免得去另一间屋里时伤风。他的脑袋就放在儿子的脚旁，枕在由妻子急急忙忙拿来的两个枕头上。在这一切发生之后，我没有再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现在，他要来晚报捧在面前，置客人们于不顾。但他并没有看报，只是眼睛时而扫一扫报页。他投以惊人的、生意场上的尖锐目光，就我们的供货说了几句令人相当难堪的话。他用另一只自由的手不停地打着轻蔑的手势，舌头在嘴里咂来咂去，表明我们的生意行为捣坏了他的味觉。那位代理按捺不住地发了几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议论。他甚或抱着自己的小人之见，觉得一定要在这儿为所发生的事创造某种均衡气氛。可是照他那样子，当然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于是我马上告辞，我对他几乎怀有感激之情；他要不在场的话，我哪里会有说走就走的勇气呢！
前厅里，我又碰上了K的妻子。一见她那可怜巴巴的身躯，我打心底里说出：她使我想起了我妈妈。而由于她一声不吭，我就借机说道：“不管怎么说吧，她能创造出奇迹来。凡是我们损坏了的东西，她都又修复好了。我小时候就没有了妈妈。”我故意说得特别慢，一字一板，我猜这老夫人耳背，但她可能耳聋了，因为她没头没脑地问道：“说我丈夫的仪表吗？”另外，从几句告别的话里，我发现她把我同那个代理弄混了；我宁愿相信，她以往会比现在亲切些。
然后我顺着楼梯往下走去。先前上楼就够不容易了，下楼则越发艰难。唉，生意的道上布满了荆棘，人们只有背负着荆棘继续走去。
韩瑞祥 译